（一）认识学术研究中的“微笑曲线” 

　　1992年，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微笑曲线”理论，主要内容是指：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可由上游广义研发、中游广义制造、下游广义营销3个环节组成。广义研发包括研究、设计、创意、标准等，广义制造包括试制、生产、加工、组装等，广义营销包括渠道、品牌、销售、服务等。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根据一般劳动优势，服从“游戏规则”，主要从事加工制造等价值链条上的中游环节，处于价值链条低端；发达国家由于拥有知识产权优势，制订“游戏规则”，主要从事研发创新、品牌渠道等价值链条上的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处于价值链条高端。 

　　借用产业界的“微笑曲线”理论，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中，“微笑曲线”问题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研究链条，可由3个环节构成：机理分析—数理分析—哲理分析。目前学术研究，大部分的学者只重数理分析，缺乏机理分析、哲理分析，因而缺乏原创性的思想。科学研究之路应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这里，定性研究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定量研究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定性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再好也没有用；而定量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定性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最后服务于定性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若不重视定性研究、强化理论创新，则必然影响思想的深度。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研究将研究链条碎片化，把数理分析、定量研究变成了唯一甚至最高研究，患上了“数理分析、定量研究”崇拜症，缺乏机理分析、哲理分析、定性研究，由此导致“思想贫困”。不仅如此，在研究中严格遵循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范式，教条主义盛行，言必称“西”，把自己锁定在一个“跟随者”的角色。我把以上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微笑曲线”问题。 

　　（二）把握学术研究中的时代大势 

　　1.使命使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成果在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在世界的影响力相差甚远，由此产生了“中国悖论”：一方面是物质财富“高度丰裕”，另一方面是学术思想“高度贫困”。我们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既是中国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理论创新的必然反映。这种理论创新，既有学习西方先进理论的成效，更有基于国情自主创新的贡献。深刻挖掘、精准整理自主创新的“中国版本”，是新时代学者的使命所在。 

　　2.机遇使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践创新远远走在理论创新前面。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新技术群”革命引致的产业变革，在中国产生了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加之数字平台、“独角兽”和“瞪羚”等新企业的涌现，使中国以数字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即从过去的跟跑到现在的并跑乃至在部分领域领跑，进入了“无人区”。过去，世界议题影响中国议题，世界议题主导中国议题；现在，中国议题主导世界议题，中国议题引领世界议题。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有“学术自信”，从模仿者、跟随者的角色转向创新者、引领者的角色。 

　　3.挑战使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关系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学界主流研究成果一般3~5年左右即可进入中央文件，形成政策语言，“政策跟着学术走”。后期，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思想，然而，在经济学、管理学的主流研究中，缺乏应有体现，“学术跟着政策走”。这反映了国内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严重问题：时间滞后、思想匮乏。 

　　4.前景使然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速世界格局改变。根据《环球时报》旗下环球舆情调查中心近期以“中国年轻人西方观变化”为主题进行的民调发现，选择“仰视”西方国家的受访者占8.1%，选择“平视”西方国家的受访者有48.3%，选择“俯视”西方国家的受访者为41.7%。受此启发，中国学者也要调整心态，更快实现从“仰视”心态向“平视”心态乃至“俯视”心态的转变。 

　　（三）转变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导向 

　　1.目前研究缺陷 

　　目前学术研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假定世界出发而非从真实世界出发；从相关关系求解而非因果关系求解，从统计显著分析而非经济显著分析，从现象层面求解而非本质层面求解；从单一维度求解而非多元维度求解，从元素分割求解而非系统综合求解，从零和博弈求解而非全赢共赢求解。一方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指把客观世界这个复杂巨系统在主观上作了若干简化然后对其求解，得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指把生活中的简单现象套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故作高深。由此导致理论脱离实际，理论滞后实践。 

　　2.“四重四轻”问题 

　　一是重发表轻实用。很多学者都是在为职称而研究，为结题而研究，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研究。二是重方法轻思想。必须指出，数学只是研究工具不是研究目的，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主仆颠倒。数学模型不是用来证明知识、证明常识的，而是用来理论创新、理论构建的。三是重规范轻创新。过分强调规范，其格式化、套路化严重扼杀创新，宁要“精致的平庸”、不要“粗糙的创新”。四是重国外发表轻国内发表。不问提出了什么思想，只问在哪里发表，把在国外SCI、SSCI发表奉为至高、捧为最荣。而现实是，在国内权威、顶级期刊发表比在国外一般SCI、SSCI期刊发表要求更高。 

　　3.“四个关系”处理 

　　一是正确处理技术路线研究范式与思想路线研究范式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相关关系研究范式与因果关系研究范式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统计显著分析与经济显著分析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纯粹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四）掌控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力 

　　1.中国文化先进 

　　“中国奇迹”背后蕴涵“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最深厚的底蕴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故事”根植中华文化，就像在管理创新中融入国学那样，在学术创新中融入国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因。 

　　2.中国发展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创新，包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胸怀“两个大局”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共同富裕等这些创新，既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中的。 

　　3.中国议题引领 

　　（1）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引领 “重新定义”的阶段。随着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在理论上需要进行一场“重新定义”革命。宏观层面，例如重新定义产业，包括部门、产品、部件、区段、环节、模块成为产业，从同界竞争走向跨界竞争。微观层面，例如重新定义产品，包括产品产业化、模块化、平台化、去物质化、加智能化、概念化、创意化、广告化、金融化、循环化。 

　　（2）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开启“真善向美”的阶段。研究现实世界的“真”和研究最优决策的“善”都是经典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而“美”则没有体现出来。将美学元素、美学成分、美学理念、美学思维融入经济、管理活动之中，即在美学维度约束下对经济、管理活动重新求解，旨在探索人类活动的终极追求，解决“幸福悖论”问题。 

　　（3）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冲击“第三层次”的阶段。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可有3个层次：一是以有形生产有形、以有形交换有形，这一理论已经普遍成熟；二是以无形生产有形、以无形交换有形，这一理论正在构建之中；三是以无形生产无形、以无形交换无形，这一理论将会开启探索。 

　　（4）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构建“全新模式”的阶段。关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可有4种组合：一是低质量低速度发展模式，二是高质量低速度发展模式，三是低质量高速度发展模式，四是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模式。今后，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把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统一起来，可谓前所未有。 

文章转载自《管理世界》2021年第37卷，整理自2021年4月24日管理世界杂志社在北京举办“研究中国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