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多方面马太效应加剧

疫情发生以后，除了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数字经济异军突起，疫情冲击对数字经济而言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而数字经济还有一些与传统经济非常不同的特点：

首先，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头部化加剧。英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哈斯克尔以及我国经济学家滕泰等专家认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市场份额头部化，出现了“二八现象”，甚至“一九现象”。生产要素向头部企业流动，资本市场也追捧头部企业，这样一来非头部企业遭到头部企业严重挤压，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影响就业和收入分配。另外，盈利水平也出现两极分化，更多地向头部企业集中。第三个方面就是生产率头部化。2000年以来，互联网发展已经有多次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头部企业劳动生产率在上升，但是非头部企业生产率总体陷入停滞。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生产率悖论，尽管看起来有很多技术创新，但是不管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生产率增长率在过去一段时期都在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头部企业的生产率确实在明显地增长，但是同行业的非头部企业生产率因为被头部企业挤压而产生了创造性破坏。在全社会加总以后，生产率增长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

其次，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头部企业的创新对生产率的外溢效应跟过去是不同的。在“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迎来黄金时期，国家大量投资于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其研发投入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而特朗普执政时期却削减美国大学支出、关闭一些国家实验室。近年来大量的研发创新来自于头部企业，但是头部企业的创新和国家实验室及大学的创新是不同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创新正外部性更强，而头部企业研发创新也有正外部性，但是它的正外部性首先要服务于企业自身的利润最大化，服务于专利保护，知识扩散速度降低了。

第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通过合作产生的发明专利在全球发明专利中的占比显著提升。这包括跨国合作创新和国内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创新，比如产学研协作、不同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跨国合作等。因此，在目前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背景下，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因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合作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的效率更高，迭代更快。

二、疫情冲击带来行业结构加速调整并导致区域结构深刻变化

一是疫情冲击带来行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如果比较2019年中国行业增加值增速和今年1-8月与去年1-8月这两年的平均增速，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冲击下，因为居家办公需求的增加，计算机、通信设备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此外，医药制造、电气机械、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等行业增速比疫情前提升明显。尽管中国本土医药消费比疫情之前有所下降，但因其出口大幅上升，所以中国的医药生产显著提高。这几大行业，计算机、通讯设备、医药、电气机械、汽车等，属于附加值相对较高或产业链较长的，尽管有些行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影响，利润率有所下降，但其增速显著提高了。因此，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被动升级，这是国内外需求牵引带来的产业升级。

二是行业结构调整导致区域经济运行态势和区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疫情之前某个行业可能已经趋于饱和或增速较慢，但疫情发生后这个行业可能很火爆。如果某个省市区的这个行业占比高，就会得到较好的发展。比如，北京、江苏、浙江、重庆等省市区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北京生物医药发展较好，重庆汽车、电子产业占比较高，浙江数字经济产业发达。这些省市区因产业结构跟疫情暴发后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比较契合，工业增加值增速得到较大幅度提升。

三、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推动供给、需求和效率结构升级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将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各地应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考虑到数字经济具有头部化的特征，在下一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如果不能跟上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可能会落后得更快。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把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虽然消费互联网发展迅猛，但是产业互联网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方面还存在很大发展潜力。各地应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为此，一要深化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促进科技创新。二要把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很多数据中心都是高耗能的，需坚持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方向，我们要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

二是要加快推动供给、需求和效率结构升级，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了保持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实现“十四五”的目标，我们不仅要推动供给结构升级，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要；而且要推动需求结构升级，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此外还要推动效率结构升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目前，我们还面临不少堵点、痛点和难点，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包括之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产权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关键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改革创新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得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得到提升，到2035年把我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雪松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三季度）（总第58期）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