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摘要】计算并分解2001~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指数，本文发现：一改以往下降趋势，本阶段各项贫困指数呈现有升有降的变动态势；H指数和I指数是影响总体贫困状况的主要因素，且以H指数最为主要；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具有正向作用，收入差距不利于减贫。具体来说，贫困标准越高，经济增长惠贫效果越好；FGT指数α值越大，经济增长惠贫效果越弱。这些差异说明经济发展更多地惠及了较富裕的贫困人口，较穷的贫困人口很难直接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 SST指数分解 Shapley分解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on Rural Poverty in
Abstract：Calculate and decompose the recent decades of rural poverty index, we found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poverty index declining period, the poverty index in this stage sometimes showing a rise, sometimes decline. H index and I index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 the overall poverty, and H index is the most major factor. Generally speaking, economic growt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hile the income gap is not conducive to poverty reduction; details are as follows: the higher the standard of poverty, the better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poor; the greater the value of α in FGT index, the weaker the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poor. These differences illustr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more to the richer than the poorer of the poor, and the poorer are difficult to directly reap the benefits from th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Income Distribution；SST Index；Shapley Decomposition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体制改革阶段（1978~1985年）、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阶段（1994~2000年）以及“新世纪扶贫计划”（2001~2010年）启动阶段。第四阶段始于2001年，是中央政府加大扶贫力度、开展整村推进计划的新时期，[2]但由于种种原因，尽管此阶段我国经济始终维持着9%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度量贫困状况的各项指标未能一如既往地持续下降——除贫困发生率略有下降外，其他指标均呈现在一定区间范围内上下波动的态势（见图1）。我国即将迎来新一轮扶贫工作（2011~2020年），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研究过去十年农村贫困状况变动的深层次原因，综合判断农村贫困问题的症结，有助于找寻未来扶贫工作的致力方向，对理解下一阶段中央扶贫工作的重点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围绕经济发展与贫困减少，“涓滴效应”的支持者认为，只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便可消除贫困。其理由是：经济发展能够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可以将高额税收的一部分合理转移给穷人，改善其收入和非收入状况（Ahluwalia等，1979；Fields，1984；Demery和Squire，1996；Roemer和Gugerty，1997；Bhalla，2002；Dollar和Kraay，2002）。反对者则认为，尽管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贫困，但包括经济环境、文化风俗习惯、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堵塞“涓滴效应”，其中尤以贫富差距拉大对贫困的恶化作用最为显著（Kakwani和Subbarao，1990；Datt和Ravallion，1992；Bourguignon，2004；Ravallion和Chen，2003；Besley和Burgess，2003；陈宗胜，1991；陈宗胜和周云波，2002）。
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后一种观点得到了较多支持。为此，本文的研究将关注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对我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影响。尽管这已不是新问题，很多国内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减少，收入差距拉大恶化贫困状况（陈绍华等，2001；林伯强，2003；万广华和张茵，2006；胡鞍钢等，2006；万广华等，2008；夏庆杰等，2010），但很少有学者研究为什么基于不同贫困线、分解不同FGT指数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从理论上讲，常用FGT指数代表不同层面的一维贫困现象：比如H指数反映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动，PG指数度量扶贫资金量的变动，因此不同种类的贫困可能造成贫困分解结果的不同。此外，FGT指数仅从单一层面刻画贫困状况，而一国的综合贫困状况是复杂的，不同时期贫困状况的变动可能由一种或几种主要一维贫困因素的变动引起，对此，本文试图将问题向前推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哪种或哪几种FGT指数对贫困状况的影响程度更大，以及基于不同贫困线，收入增长及不平等现象对不同FGT指数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提高贫困标准，经济增长的惠贫效果会显著提高；当使用高阶（α值较高）FGT指数，经济增长的惠贫功效会降低、收入差距恶化贫困的作用将会增大。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经济增长更多惠及的是贫困人口中较富裕的阶层，较穷的贫困人口很难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类似的观点可参见Ravallion和Datt（1999）。两位学者对印度15个主要地区1960~1994年数据进行考察，发现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的地区差异性明显，一些地区的发展-减贫相关度是其他地区的3到4倍，拥有较低相关度地区的初始条件往往较差，比如当地居民受教育水平低、自然条件恶劣、以农业经营性收入为主，等等。尽管在本文没能用地区数据对地区差异性进行研究，但研究所揭示的深层次问题却较为一致：最贫困的人口往往成为最后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效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上述问题，也是探讨在当今经济发展模式下，哪些贫困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了经济增长收益（陈绍华等，2001），以及如何在未来让经济发展充分地惠及各个贫困阶层。
按照此思路，全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数据处理及贫困指数分解方法；第三部分讨论贫困指数及其分解结果，并就阻碍经济增长“涓滴效应”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