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摘要】本文构建了两期不确定性模型，利用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检验了收入不确定性条件下公积金约束对家庭住宅消费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失业不确定性对居民基本住宅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放松公积金约束有助于提高居民住宅权属福利，对改善型住宅需求规模也有显著影响；收入不确定性通过改变公积金约束对不同类型家庭住房消费产生差异性影响，其中在改善型住宅需求福利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受影响更显著。

关键词  收入不确定性  公积金约束  Heckman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93.3    文献标识码  A

Income Uncertainty, Provident Fund Constraint

and Housing Welfare

Abstract: Based on a two-period uncertainty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income uncertainty and provident fund constraint on housing welfare using the urban surve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uncertainty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basic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the welfare of housing tenure choice. Relaxing the restriction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the housing consumption welfare of urban resident is increased. Through changing the restriction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ncome uncertainty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housing consumption. Among of them, in the field of the improving housing consumption, the family that has low social-economics status suffers an evident effect of income uncertainty.

Key words: Income Uncertainty；Provident Fund Constraint；Heckman Model

引   言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谷俊青等，2006）：1991~1994年为第1阶段，也就是制度建立阶段；1994~1999年为第2阶段，也是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行阶段；1999~2002年为第3阶段，在该阶段公积金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2002年至今为第4阶段，也是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完善阶段。截止到2008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已经超过1.2万亿元，累计为961万户家庭发放了1.06万亿元优惠个人住房贷款(陈杰，2011)。公积金制度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职工住房支付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并在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曹艳春，2009)。

然而，公积金缴存与贷款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强制性缴存机制与市场化配贷机制错位问题(汪利娜，2003)。所谓的强制性缴存与市场化配贷模式是指企业职工必须缴纳公积金，并按照市场规则配置公共住房消费贷款。显然，在市场规则下家庭要获得公积金融资必须以贷款机构盈亏平衡为条件，为满足这一条件那些还款能力较低的中低收入家庭将难以获得金融支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只有45％的住房公积金被用来发放住房贷款，而且只有17％的缴费者获得了公积金贷款①。虽然近几年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但住房公积金缴存与工资收入直接挂钩，使得公积金制度的受益群体仍以高收入家庭为主。以2008年为例，高收入家庭住房贷款、归还住房贷款、个人交纳公积金分别为195.74元、614.15元、948.09元，而低收入家庭则分别为33.39元、52.84元、96.94元②。高收入家庭在缴纳较高的住房公积金的同时，也从银行获得了更多的住房贷款，其获得的公积金贷款也必然远高于低收入家庭。这说明在错位机制下低收入家庭的住宅消费融资能力远低于高收入家庭，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公积金社会福利性质的融资功能尚未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自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就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1998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侧重点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在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后，国有企业通过实行岗位工资扩大了职工间的收入差距。由于在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之前，职工技能培训的时间较少，许多职工仅拥有较低的技术水平。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这些低技术或者无技术职工面临着更高的转换工作的风险，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因此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侧重点是退出竞争性行业和减少企业冗员。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目的是促进产权多样化。在企业产权转变过程中，一部分工作技能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职工不得不转换工作岗位，甚至下岗。据统计，在1998~2005年间我国共有2175万下岗职工。③与此同时，我国行政机构改革也将减少冗员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这意味着该时期城镇居民面临着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周京奎，2011)。

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必然会对持久收入预期产生影响，而Friedman(1957)的持久收入理论暗示，在考虑了整个生命周期内所能获得的资源后，消费者才能做出其消费决策(Fuhrer,1992)。这就意味着收入不确定性将通过影响持久收入来改变消费者住宅消费偏好。更为重要的是，公积金缴存额是由工资收入水平决定的，当城镇居民面临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时，其公积金缴存规模也将受到影响，并将通过影响公积金约束来进一步影响家庭住宅消费福利。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收入不确定性、公积金约束以及两者间的关联关系都对住宅需求有着重要影响，但鲜有学者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以家庭类型多样化为前提，重点讨论收入不确定性、公积金约束对住宅消费福利的影响效应。

住宅是由结构特征和邻里特征共同组成的复合商品(Zabel, 2004)。其中，住宅结构特征代表基本住宅需求，而邻里特征需求则主要代表改善型住宅需求。④另外，我国居民有先安居后乐业的传统，同时又把自有住宅看作是财富、社会地位的象征，这表明住宅权属状况也是衡量住房消费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用基本住宅需求、改善型住宅需求以及住宅权属的变化来反映住房福利水平。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家庭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还将从家庭类型角度讨论住房福利损失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