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引入内外资技术差距的“双刃性”改进质量阶梯型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内外资技术差距的门槛值，使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受技术差距的影响而呈现出非线性动态演进规律；进一步结合我国14474家微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多门槛检验和内生分组回归方法，实证表明存在两个技术差距的门槛值，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于落在不同技术差距范围内的内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 技术差距 多门槛回归
中图分类号 F43 文献标识码 A
Threshold of Technology Gap and Non-linearity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bstract: By introducing double-edged roles of technology gap into the quality-ladde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re may be exists the threshold value, which results in the non-linear evolution property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pplying the multiple-threshold model and endogenous group estimate on 14474 firm level panel date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robust to support there are two technology gap’s threshold values, which lead to the FDI spillover effects vary cross firms who belong to different range of technology gap. This empirical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model.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echnology Spillovers；Technology Gap；Multiple-threshold Model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资逐年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库，1978~2010年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已达10483.9亿美元；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自2008年底出现全球性回落，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的强劲表现仍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回流；2010年中国更是首破千亿美元大关，实际吸引外资达1057.4亿美元。近10年大量实证研究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然而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例如姚树洁等（2006）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技术效率和推进生产前沿，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FDI技术溢出；但平新乔等（2007）根据中国经济普查数据的检验指出，仅从总生产率相关系数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行业的生产率显著正相关；但产业内的外资份额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外资也并未显著缩小中国本土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距离，反会阻碍内资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努力。数据层面、估计方法以及测度指标的不同固然可以部分解释经验研究上的分歧，但是我国的吸收能力以及与外资的技术差距也是影响这种技术溢出的重要原因。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然处于价值链低端，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以中、美间技术差距为例，2008年中国单位资本的GDP仅为美国的15%左右[1]。众多学者在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时，也试图从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解释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强调内外资技术差距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具有关键影响，但相关研究结论依然大相径庭（Glass和Saggi，2001）。以 Findlay（1978）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从技术趋同效应的角度指出，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是内外资技术差距的增函数。Wang 和 Blomstrom（1992）的模型证明内外资技术水平的差距越大，外资企业提供的示范以及模仿空间越广阔，技术落后的本土企业模仿先进技术、实现经济赶超的潜力就越大。Haskel等（2002）、Xu（2000）发现远离前沿技术水平的企业反而获利更多。Keller和Yeaple（2009）发现低生产率的小企业较高生产企业从FDI中获取了更多的技术外溢。严兵（2006）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正如Romer（1990）所述，由于模仿成本低于创新成本，更大的初始技术差距意味着后发国将更多的模仿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并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的追赶。而另一方面，Cohen 和 Levinthal（1990）提出特定的“吸收能力”是本土企业从外资新技术中受益的前提。Girma和Görg (2002)、Hale和Long（2006）均认为，内外资技术差距悬殊意味着本国企业高技能工人缺乏，学习、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弱，从而影响FDI“示范—模仿”机制发挥作用。亓朋等（2009）分行业和地区的检验结果认为对于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企业而言，FDI的正向技术外溢显著发生在同一个三位数行业的地区之间。然而，无论是技术差距与技术外溢之间单纯的正相关联或是负向关联的观点都不断受到经验事实的挑战：大多数技术水平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很难从发达国的研发成果、技术经验中获利，实现增长的蛙跳；而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发达地区的经济现实也未能完全证明存在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Lai等, 2008）。Lai等（2008）认为只有当内外资技术差距处于适当水平时，本土企业才能获取正向的技术外溢，并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很可能不完全表现为线性趋势，而是表现为非线性的演进规律，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外资技术差距：一方面，内资相对技术水平的提高强化了其自身的学习、吸收外资先进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根据新增长理论的技术变迁模型，随着内资技术水平接近外资，可供本土企业模仿的外资技术选择集缩小，技术进步的复杂度上升，成功吸收、模仿的成本随之增加，从而降低了进一步获取技术外溢的可能性。但目前研究都未能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刻画FDI技术溢出的这种动态趋势，没有考虑到技术差距影响技术溢出的这种“双刃”效应，在实证层面更是缺乏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本文考虑技术差距的“双刃性”，改进Barro 和 Martin（2004）的质量阶梯型增长模型框架，通过均衡分析，证明了存在技术差距的门槛值，使得FDI技术溢出存非线性演进规律；进一步采用我国14474家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结合门槛回归分析方法，实证估计技术差距的门槛值，证明了FDI技术溢出的非线性动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