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本文考察工资上涨能否增加转移劳动力的外出时间。将劳动供给弹性区分为外出持续时间弹性和是否外出的参与弹性，基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外出持续时间弹性远小于参与弹性，提高工资可以增加外出打工的可能性，但对外出持续时间影响较小，男性的时间弹性为0.40，女性为0.68。时间弹性在不同群体间表现出较大差异，较低教育程度的和较年轻一代的弹性较大，工资对较高教育程度者、老一代的外出时间并没有影响。

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时间弹性，参与弹性

中图分类号： F064.1   文献标识码：J21

Labor Supply Elastic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 Estimation Based on Micro-data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all for more supply of migrant workers. We investigate whether increasing wage can lead to more migrant workers and longer stay in urban areas. Labor elasticity is distinguished into two aspects, which are duration elasticity and participation elasticity. Using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we find that the duration elasticity is much smaller than participation elasticity. Increasing wage will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working out, but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duration of staying outside. Duration elasticity is 0.40 and o.68 for male an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respective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duration elasticity across groups. Those of lower human capital and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higher duration elasticity than those of higher human capital and older generation.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wage   duration elasticity  participation elasticity

一、             引言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就地转移；第二类是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到乡外其他地区的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9年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农村外出劳动力约为1.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25％左右（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本文关注第二类农村转移劳动力，原因在于，首先自2004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频遭“用工荒”，而且短缺的并非只是技术工种，普工是“用工荒”当中缺口最大的工种。农村转移劳动力（又称“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体，如何增加劳动供给是中国制造业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之一。其次，城市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王建，2010；张平和刘霞辉，2010），让该类劳动力在城市长期生活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途径。很多研究已经指出，较低的工资水平、较高的生活成本、排斥性的社会政策，如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子女教育、住房条件等，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如蔡昉等，2003；白南生和李靖，2008a）。近年来，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农民工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由国家统计局的历年调查数据可见，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但2004年是转折点，此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势头增长，其中2008年增长19%，2009年增长了16%。然而工资上涨对于增加劳动供给有多大的作用，提高工资能否补偿在城市中生活遇到的困境？目前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即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劳动供给弹性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处境相关，大量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处境不尽人意（如，国务院研究室，2006；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工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提高工资既可能增加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延长打工时间；也可能缩短其打工时间，若其打工的动机主要是挣钱后早日回家，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的确十分普遍（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对于转移劳动力供给弹性的估计可为评估相关公共政策的效果提供依据，当前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险政策日趋加强，而其他方面的政策相对滞后，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工资和福利待遇所能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评价。

本文区分两个问题，第一，工资水平对外出打工持续时间的影响，即估计外出时间弹性。第二，工资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的影响，即估计参与弹性。基于对四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外出持续时间弹性远小于参与弹性。进一步区分教育程度、出生时期后看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时间弹性在这些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教育程度较低者以及新生代的外出时间弹性相对较大。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反映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变量，如住房条件，配偶和孩子是否同在等对外出时间弹性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文章的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理论框架和估计方法，第四部分是数据描述，第五部分汇报估计结果，分性别、教育程度、出生时期分别估计参与弹性与外出时间弹性。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