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2.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是目前重要的气候政策评估工具之一，它提供了一个兼具一致性和开放性的模型框架，既可以整合多个维度的目标，又可以与其他方面的模型进行连接，这使得CGE模型在进行政策的综合评估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在CGE模型方面起步和发展较晚，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才有一些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才开始在中国CGE模型的建模和应用方面展开持续性的研究。而在此后CGE模型对于气候政策研究及国际谈判实务方面的重要性很快就被很多专家所认同^[1]。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单国CGE模型开发及应用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在全球多区域CGE模型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推进，主要集中在基于GTAP模型对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农产品）相关问题的应用研究方面。这一利用国外研究机构已有的模型进行应用研究的模式，可以较快的得到研究结果，但在研究应用的规模和后续的发展上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本文选择了完全自主开发的方式开发了一个全球多区域CGE模型（Global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GAGE），并应用该模型针对当前气候谈判中的热点之一碳泄漏问题进行研究。
所谓碳泄漏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与的国际联盟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的减排行动导致不采取减排义务的国家增加排放的现象^[2]。《京都议定书》只针对附件I国家的减排目标必然会导致碳泄漏现象的发生。有减排义务的国家可以通过扩大进口减少国内生产来减少本国的报告碳排放量，如果进口来自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就会产生碳泄漏，而严重的碳泄漏将大大抵消附件I国家减排行动的效果。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希望采用征收碳关税等方式提高执行减排行动的有效性。国际贸易带来的碳泄漏问题正好支持了这一提议，使得欧盟等发达国家能够以减少碳泄漏为由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来进行贸易保护，而阻碍中国产品的进口。
由于碳泄漏问题具有天然的全球多区域属性，因此其研究需要着眼于全球多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综合考虑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来研究各个国家之间气候政策变化的互动关系和影响。目前国内关于碳泄漏问题的研究还较少，而且多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评析，也有少量基于统计指标的实证分析研究^[3]。国际上对于碳泄漏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利用大规模的模型进行研究，谢来辉等^[2]对不同模型的研究结果进行调研比较，显示出在碳泄漏的程度和流向存在明显分歧，各模型测算得到的碳泄漏率的范围为2%~130%，这样的研究状况显示出大模型支持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要性。对于碳泄漏这样的敏感问题我国迫切需要自有大模型的定量研究结果的支撑，以便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并更好地制定谈判战略。本文自主开发的GAGE模型在定量研究模型工具的能力建设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并应用该模型定量分析了全球多区域实施碳税政策的碳泄漏情况，以及实施碳关税对碳泄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