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重庆社科院《改革》杂志社编辑部）

【摘要】本文采用以门槛回归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在构建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差异非常明显；区域只有跨越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门槛，FDI技术溢出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  区域创新能力  门槛回归

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  A

Dual-threshold Effect about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 and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bstract：Based on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of dynamic panel about the nonlinear econometric theor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 to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been made,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s. The results are that if control the other variables, there is a dual-threshold effect between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 and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s, what’s more,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very serious; if the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step over the threshold,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 can promote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echnology Spillover；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Threshold Regression

引    言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和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倍受各国青睐，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直接将FDI作为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FDI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不仅受东道国（地区）以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硬件建设的制约，还会考虑到因技术转移所带来的诸如被东道国（地区）厂商低成本模仿等的负面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东道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将会直接影响FDI的流向，间接制约着东道国（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建设日益完善，特别是1995年1月1日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协议）（草案）》）的正式生效，为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夯实了法律基础；我国也于2008年正式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同时，2011年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大话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拟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我国省份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

自从Schumpeter（1912）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创新理论的诸多议题展开了多方面研究。在FDI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的研究方面，依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可将研究分为三类。一类学者认为，FDI的流入能够促进东道国（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比如，Cheung和Lin（2004）通过对我国的研究表明，FDI的流入无论对中国专利申请量，还是对中国外观设计专利，均有积极影响，FDI的流入能够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这与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Sjö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Hu和Jefferson（2002）对中国广东以及王红领等（2006）对我国民族企业的研究成果所暗含的FDI溢出效应作用的发挥能够有效提升区域能力的结论是一致的。另一类学者认为，FDI的流入对东道国（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显著。比如，在国外，Kokko（1994）、Haksar（1995）、DeMello（1997）、Aitken和Harrison（1999）、Henny和Manuel（2002）的研究成果表明，FDI技术外溢假设不成立，或者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比较微弱，FDI对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在国内，陈劲等（2007）从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创业水平和创新绩效等角度，运用我国各省份数据研究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认为FDI的流入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并非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FDI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原创性的科技能力无显著影响；魏守华等（2010）更是明确指出，无论是从开放程度来看，还是从开放模式来看，单纯的FDI并不能够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相反，双重推进型即“引进来、走出去”模式更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还有一类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需要全面分析，不能简单用促进或阻碍来分析。比如，在国外，Kavita（2003）、Tuomo等（2005）和Dieter（2010）的研究成果就表明，FDI能否促进东道国（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不仅需要考虑进入东道国（地区）的FDI的类型，还需要考虑东道国（地区）内资企业的发展状况、人力资本储备情况、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在国内，潘文卿（2003）、柳卸林和胡志坚（2002）、李习保等（2007）全面审视我国各省份创新能力，认为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当前不同省份创新能力差异是历史和现实多方面原因的结果，FDI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然不能用促进或阻碍来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对FDI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关系，学者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同时，从研究方法上看，囿于统计方法或数据来源的限制，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因“门槛效应”存在所导致的非线性关系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同省份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显著，从国家层面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FDI与区域创新能力并不可取（Liu和White，2001）。基于此，本文借鉴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运用我国29个省份1993~200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