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本文综合传统比较优势和外部性因素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284个地级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传统比较优势仍是影响制造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各级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性，且已超过传统比较优势成为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来源；传统比较优势与空间外部性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分别由西到东和由东到西依次递减。该结果为进一步促进区际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制造业集聚  空间外部性  市场潜力  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Spatial Externalit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bstracts: This paper builds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ternalities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makes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their regional differences across 284 ground and above cities. The results find that,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affects manufacturing location.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of factor supply and market demand among cities, which has become the major source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over the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spatial externalities o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have a descending order from west to east and from east to west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provide important revelations to promote the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Spatial Externalities; Market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引  言

八十年代以来，以对外开放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制度和市场力量介入到地区产业重构之中，促使制造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这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的扭曲。从“十五大”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到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相继实施，各地区积极挖掘和利用自身发展潜力，根据地区比较优势调整生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以期通过有效利用区内和区际两种资源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2008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全面加速，均超东部增长水平。2009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比分别增长12.6%、13.4%和11.6%，比东部分别高出1.9、2.7和0.9个百分点。然而，现实观察与现有研究均表明，我国西部和东北地区鲜见新的增长极或集聚中心的形成，制造业仍呈现出不断向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并未出现此前学术界期待的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未表现出明显缩小趋势（梁琦, 2009）。“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际上，生产要素和生产、服务部门总是流向具有更高报酬和更高生产率的地区，而这些区域往往是人口、产业集聚地区。在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培育新的集聚中心和增长极，不但可将其经济效益扩展至腹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强与其他集聚中心或增长极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合作和联系，实现区间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在更大范围上实现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从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如果说对外开放促使制造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加剧了地区发展的非均衡趋势，那么内陆地区新的集聚中心和增长极的形成则促使区域经济走向协调、均衡，从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那么，影响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因素有哪些？不同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有何差异？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制造业集聚方面的根本缺陷何在，应当如何调整与弥补？

目前有三种理论可用于解释制造业集聚的成因：一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该理论以完全竞争、同质化产品和规模报酬不变为主要特征，强调不同地区生产效率或现有技术以及要素禀赋差异引起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也称为比较优势)在制造业集聚中的作用；二是新经济地理理论，该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强调由集聚经济内生的市场规模在制造业集聚和地区专业化中的作用；三是Marshall（1890/1961）最早提出，并经过雅各布斯、波特等学者加以丰富的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认为劳动力“蓄水池”(labor pool)效应、中间投入品和生产性服务的规模经济、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效应是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来源[1]。同一种集聚因素可能作用于不同地区的制造业，而同一地区的制造业也可能受到不同集聚因素的影响。现实中，导致制造业集聚的各种力量是同时存在、相辅相成的。将其置于同一逻辑框架并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制造业的集聚机制对于合理安排制造业空间布局，引导东部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集聚，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基于比较优势、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探讨制造业集聚的决定因素。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简要回顾制造业集聚的相关文献；第三节构建地区比较优势、外部性以及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理论和计量模型；第四节对相关变量和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第五节报告计量分析结果；最后是总结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