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  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3.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从农业生产风险和城市偏好政策的视角考察了城乡一体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以1978-2008年期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对象，运用两阶段GMM估计方法对中国的城市化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化发展走的是政府偏好政策主导下的农业生产风险驱动的路径；（2）政府的城市偏好政策对城市化有抑制作用；（3）农业生产风险加重了城市化中的区域分割。因此，为了保证中国城市化路径走向合理健康，农业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就应该从提供农业生产补贴和农业生产性贷款转为提供农业生产保险以消除农业生产风险，同时，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并调整政府的支出方向和结构。

【关键词】城市化；农业生产风险；城市偏好政策；路径特征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Urbanization Path unde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bstract: Unlik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e estimate the risk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urban-biased economic policies on urbanization under dual economy. We employs two step GMM to estimate China's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1978-2008. The major findings are: (1)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isk has a strong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ization; (2) urban-biased economic policies have a strong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ization; (3)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gravated regional segment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a healthy path of China’s urbanization, future agricultural policy, especially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should shift from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bsidies and agricultural loans to provi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surance and developing consumption credit product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risk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le reducing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and adjust the direction and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spending.

Key Words: Urbanizati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isk；Urban-Biased Economic Policies；Causes；

JEL Classification: C21, Q12, Q14

引言

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城市化并由此带来的工业化，如何继续保持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了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讨论，在持续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上是有共识的，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城市化规模和发展模式上。在本文之前，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目前可能存在过度城市化的倾向；另一种认为中国目前不仅不存在过度城市化，反而是浅度城市化。支持过度城市化的学者认为，与消费效应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投资效应，即城市化以“保增长”和“促就业”为目的（万广华、朱翠平，2010）。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如果不改变当前的城市发展模式，中国很有可能经历20世纪80年代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经历的情况：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成本的上升，城市高成本损害了城市本身的产业竞争力，使得正常的城市化过程陷入停顿和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Henderson等，2007）。而支持浅度城市化的学者认为，由于存在户籍这种独特的制度，城市人口有部分是虚假的，一旦扣除这些不具有城市户籍的“虚假人口”，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远远落后于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当时的城市化率（郑秉文，2011）。不仅如此，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农村移民难以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这使得他们难以放弃与农村土地的关系，这种“离乡不放土”式的城市化不仅对现行的农地制度提出了挑战，而且阻碍了经济持续发展（陶然、徐志刚，2005）。

虽然我们难以从“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城市化倾向”的角度得出明确而一致的结论，但以

上学者的研究无疑使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到了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上。如果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路径是健康的，为什么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为什么城市越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越大？不仅如此，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区域分割的态势还进一步加重。遗憾地是，即使是在现有的较少的对中国城市化的实证研究中，其研究的焦点也集中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孙自铎，2004；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Lin et al，2004）。迄今为止尚无在城市一体化框架内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及其特征展开的实证研究。我们的理解是，对于过去30年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下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它可能既有别与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所经历“过度城市化”又有别与“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的一般模式；它的成因和发展既受政府政策的高度影响又与农业发展密不可分并表现出独特的路径形态。因此，如果能完整地刻画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不仅对于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合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能够避免在未来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中由于政策的原因导致的资源的误配和浪费

针对上述政策争论和研究空缺，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二元经济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路径是什么？（2）在城乡统筹背景下，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以确保城市化路径合理健康？这两个问题既是对同类研究新的拓展，同时也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并引出本文研究的思路；第二部分是实证方法的选择与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对实证结果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