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3.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摘要】从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视角，探究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Koopman等（2012）的研究计算中国各行业国内增加值，一方面展现各行业国内技术含量的变化状况，另一方面又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行业特征数据，定量分析国内增加值比重（国内技术含量）变化的影响因素。经验结果表明，行业员工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越高，该行业技术水平提升越明显，高技术行业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增长高于其他行业，而加工贸易比重等其他因素均未显著影响国内增加值变动。在未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主要途径是依靠人力资本累积，支持出口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进行延伸，鼓励外资出口企业建立本土化研发机构以及促进贸易结构在区域上合理分布。

关键词 国内增加值 技术含量 加工贸易 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中国GDP已排在世界第二位，而贸易额则高居全球榜首。但与此同时，与对外贸易相关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国际竞争力是否获得了相应提升，已成为中国各界乃至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十分成功，促使中国出口品的附加值不断向高端移动，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樊纲等，2006；Lemoine，2010)；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出口商品以附加值非常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的出口对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甚微（Gaulier等，2005，2006；Subbaraman和Sun，2007）。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出口商品，并非源于中国本身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是大型跨国公司专门化生产、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Jarreau和Poncet，2009），我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路径，中国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低水平的“世界工厂”（Lemoine和Ünal，2007）。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技术含量提高的驱动力量是什么，未来进一步实现技术含量提高的途径是什么？国内外众多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研究。

关于出口产品结构变动和技术含量状况，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Rodrik(2006)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的出口结构进行了定量评价，侧重于从不同产品技术含量的角度考察中国贸易结构的分布及变化，其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结构与比其人均收入高三倍国家的出口结构相同。据此，Rodrik认为中国的贸易模式长期以来致力于较高生产率产品的生产。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使用1978年至2006年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断优化，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并呈现较强的阶段性特征。Schott (2008) 指出，中国出口结构同高收入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性迅速增长，并据此认为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水平显著提高。

另外一些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根据Koopman等（2012）的测算，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要素含量约为50%，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国外要素含量则高达80%，这就揭示了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等特点。施炳展和李坤望（2009）使用1992年至2004年的贸易数据进行定量研究，认为中国贸易结构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含量是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 施炳展（2010）基于产品内分类视角，认为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中国出口产品越处于低端位置，因此,中国出口结构水平较低，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其出口结构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关于出口结构变化的动因，代表性研究如下。段元萍（1998）指出，一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变是其国内生产率发展水平变化的结果，而生产要素的流向、配置及变化是贸易结构转变的直接动因。特别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很多因素可以导致中国要素禀赋状况迅速变化，从而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李辉文(2004)论述了一国改变要素禀赋的两种途径: 自身发展导致的变化和国际要素流动导致的变化。江小涓(2004) 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等易于流动的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和重组, 能够较快改变各国原有的要素结构和贸易结构。通过吸收外资和国外技术等渠道, 中国在保持劳动力丰裕的同时, 迅速累积了资本和技术存量, 不断提高出口商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冼国明( 2003) 的分析表明, 跨国投资作为各种要素跨国流动的重要载体, 对出口增长与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十分显著。江小涓(2007)通过建立各种重要因素的分析框架, 预测中国若干重要商品出口结构的升级趋势，其计量结果表明，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类主要因素。中国兼具这些有利因素,在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同时, 一些相对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将较快增长, 推动出口商品结构持续升级。

关于提高技术含量的动力和途径，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林毅夫及其合作者认为，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方式与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 根据中国现实国情，顺应比较优势，应鼓励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林毅夫等, 1999；鞠建东等，2003）。而杨小凯和张永生（2001）认为通过分工和贸易, 促进专业化水平提高和效率改进, 才是贸易结构决定的基础和动力，即内生比较优势才是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力量，为此，中国需要实行“赶超战略”。也有折中的观点，例如杨汝岱、姚洋（2006，2008）指出，在某一特定时点，世界贸易应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特定格局，有限赶超就是针对这个贸易格局的赶超。他们构建了有限赶超指数反映一国的贸易结构偏离世界贸易结构的程度，并证明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施有限赶超策略取得了成功。

然而，关于未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实现技术含量提升的途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从逻辑出发，根据历史事实和基本经济学原理，得出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从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视角出发，对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密集度提高的动因进行经验分析，即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越高，意味着其在国内的生产过程中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或国内技术含量越高），并进一步以行业为单位，用行业特征数据定量分析，探究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变化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中国出口产品从根本上提高技术含量指明方向，为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