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纪要
发布日期：1987年10月19日
来源：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字号[大] [中] [小][关闭][打印]
一、会议概况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于1987年10月19日至24日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央各有关部门和除了西藏、台湾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区的24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年会，代表中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单位的同志。这次年会共收到有关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实际应用、以及数量经济教学的论文近200篇。
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同志、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张寿同志、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同志、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同志分别给大会发来了贺信，祝贺大会的胜利召开。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同志参加了这次年会，并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报告。湖北省副省长王汉章同志，以及湖北省、武汉市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祝贺年会的胜利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同志致会议开幕词。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乌家培同志因出国访问，未能到会，大会宣读了他的报告。
自1984年10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举行三年以来，学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先后召开了多次重要的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推动了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实际应用和教学工作的开展。高校分会、企业分会，投入产出分会以及8个省级地方分会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到了—个新的阶段。在本次年会中，高校分会和企业分会都组织进行了本分会的单独的学术活动。
本次年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第二阶段讨论学会工作。
二、关于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活动共进行了3天，与会代表除分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宏观经济管理及其数量分析、经济计量学教学经验交流和攻关课题、企业集团经济管理4个小组进行讨论之外，还就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与调节、地区经济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与政府干预、国民经济预警系统研究四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代表们反映，通过学术交流，收获是很大的。
(一)数量经济理论和历史组主要讨论了数量经济的理论基础、行为理论、经济周期、数量经济学目前应研究的现实问题等四方面的内容。关于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问题，代表们回顾了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普遍认为我们对数量经济学基础理论尚缺乏足够的研究。经济计量模型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济计量学的桥梁——数量经济学理论还有待建立，加强数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如果没有对数量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就难以提高数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水平。
关于建立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建立理论体系应采用公理化的方法，数量经济学应建立在公理化的基础上，公理化并不是自然科学特有的研究方法。第—种观点认为，建立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要研究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实体，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怀疑公理化方法在数量经济学研究中的可行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建立理论体系可以采用公理化的方法，也可以不采用公理化的方法，同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
关于公理的存在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中存在着公理，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金缺一不可，以及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都是公理。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中不存在公理，只存在定律，不能将定律与公理混同一淡。关于公理化的可行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数量经济学是可以公理化的，数量经济学的全部理论能够从公理体系中演绎出来。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公理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系统是包含人在内的复杂的大系统，不仅仅是单纯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公理化本身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关于公理化的意义，有的代表认为，公理化可以使数量经济学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之上，使得理论暗含的假设明显化，便于检验理论的真伪和避免不同观点之间的盲目争论。
关于行为理论问题，参加讨论的代表一致认为，数量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规范化的行为理论基础上。我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与西方的不尽相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为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行为理论对我国并不完全适应。代表们认为，行为理论主要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包括企业领导人)行为理论和行政领导的行为理论。有的代表提出，企业领导人的行为目标是任期最长和提升最快，其行为主要受利润变量和人事因素变量的影响，但这两种因素作用的比重在不同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
关于经济周期理论，大家认为这是数量经济学理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存在性，大家从实证上都认为存在经济周期。从理论分析上，一种观点认为，周期具有客观性；另—种观点认为，只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调控系统，经济周期就可以避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只存在波动，不存在周期。关于存在经济周期的原因，大家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与行政领导的行为有密切的联系，有的行政领导总希望把速度定得高一些。这种偏高的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必然维持不下去，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性变化。这—过程可由两大部类的模型得到说明。关于计划期和经济周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是由计划周期引起的。因为两者在时间长度上完全吻合；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由计划周期造成的，因为从国外的情况看，苏联和匈牙利的计划期都是5年，而前者的经济周期是8年，后者的经济周期是3年。在讨论中代表们还指出，经济周期和投资周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与新建基建投资与更改投资的比例密切相关。另外，周期的波谷和波峰对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存在影响，波谷时第Ⅱ部类增长较快，波峰时第Ⅰ部类增长较快。
关于我国数量经济学目前应研究的问题，代表们认为，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苏联的传统经济理论和西方的经济理论对我国都不完全适应。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代表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有：(1)价格改革的目标和过程的研究：搞清均衡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联系和区别。(2)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研究实行国家、省市两级管理模式后，国家与省市之间的目标制定和利益协调问题。(3)计划和市场如何结合的研究：采取国家调控市场、市场指导企业的模式，能否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经济的宏观控制。(4)价格调节和数量调节相结合的研究：单纯采用价格调节的方法是否能实现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又应如何与数量调节相结合？(5)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摆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二)宏观经济管理及其数量分析组主要讨论了我国经济模型目前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宏观经济失控及政策建议两方面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模型的讨论中，代表们认为，我国经济模型目前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涉及面广，既有全国宏观经济模型，又有省、直辖市、地区以及市、县级模型。既有综合性的国民经济模型，又有针对各种专门问题的经济模型，例如财政货币金融模型、投资模型、汇率外贸模型、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经济波动模型等等。第二，实用性加强，同提交以前两次学术会议的模型相比，提交本次年会的很多模型，更好地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现实，模型的实用性能有所加强。有的模型已经被中央有关部委采纳，作为经济预测的工具，还有许多地区模型已经在制定地区经济计划和经济决策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参谋作用。第三，建模方法的多样化，并有所创新，如静态和动态投入产出法、经济计量方法、线性规划和多目标规划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经济预警先导指标方法，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和灰色系统方法等等，都在不同的模型中得到了使用。为了使模型更加符合实际经济活动情况，不少模型已引入了投资的时滞因素。
代表们还分析了我国经济模型目前在设计和应用中存在一些主要问题。这表现在：第一，许多模型的建模理论不太清楚，有的论文对模型中所隐含的假设没有明确说明。第二，建模所使用的数据水份较大，真实性不高，对数据的综合和加工性能较差。数据质量不高，必将影响模型运算结果的可靠性。第三，我国目前经济指标的统计核算体系不够完整，有的模型对各项统计指标的含义、口径搞得不清楚，数据使用有混乱现象，影响了经济模型的水平。第四，检验模型功能的标准不健全，不明确，有的论文试图用模型的预测值同计划数相吻合来说明模型的准确性，这样做是不够科学的。第五，地区经济模型对突出地区特点、发挥地区优势注意不够，有一般化、雷同化的倾向。第六，地区模型在如何协调本地区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方面没有足够的研究。因而未能得出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有益结论。在现价条件下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符合全局利益。如果从影子价格寻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可以符合全局利益，但地区现实利益是由现价计算的，使用影子价格又对地区不利。这个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地区规划与全国规划的协调方面，有的同志认为，应先搞全国规划，再搞地区规划，全国规划对地区提出要求，有的同志认为，应先搞地区规划，再搞全国规划，全国规划反映地区的要求。
在宏观经济失控及其对策的讨论中，与会代表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些较大的矛盾，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宏观失控，主要表现在投资膨胀、消费超前、财政赤字、信贷膨胀以及物价上涨等方面。有的代表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货币发行量大；另一些代表认为，造成宏观失控的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从而导致货币发行过量，即投资膨胀是因，货币超量发行是果。还有—些代表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1)资金无偿使用，(2)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3)放开搞活的过程中没有采取足够的相应的配套措施。
为了克服宏观失控观象，代表们提出了一些在财政、金融、信贷方面的对策，有的代表建议，由国家制定财政预算法，以财政预算基本平衡为准则，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只能靠发行国债解决。有的代表建议，中央银行要完全独立，对货币供给负全部责任，并要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三)企业集团经济管理组集中讨论了企业集团及其管理、经济体制改革中利益分配的调节、投入产出法在企业的应用三方面的问题。
在企业集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代表认为，企业集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早已存在，我国的企业集团带有较强的中国的经济特征。建国初期，企业集团由行政方面组建，具有明显的行政性和等级性，那时的做法是与当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在，我国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行政性企业集团向经营型企业集团的转换势在必行。目前，我国的企业集团仍具有行政性和经营性双重性质，企业集团的行政性使它们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大中企业集团的模式转换比中小型企业集团的模式转换要困难得多。
有的代表指出，除了企业集团之外，企业群体也是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集团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企业群体则是一种松散的经济联合体。两者在法律地位，联合的内容，性质、方式、松紧程度和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所区别。企业集团无论在广度、深度上都超过了企业群体，是经济联合体的高级形式。
代表们在讨论中指出，组织企业集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第二，要制定共同遵守的章程，严密的组织形式和统一的协调中心；第三，要争取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保护；第
四，企业集团的有关协议、合同等要有法律保障。
企业集团的出现为数量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国家与企业集团的利益关系、企业集团以及内部的利害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关系、企业集团以及企业经济活动的评价和模拟，都是急需数量经济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与调节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讨论了改革的突破口问题。有的代表认为，前几年改革以价格为突破口带来了通货膨胀，下一步突破口要放在企业的所有制问题上。有的代表认为，与以所有制为突破口相比，使用工资杠杆推动改革深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会少一些。要拉开差距，实行高奖重罚，使经营好的企业的领导有利可图，对经营差、亏损企业的领导要减少工资，甚至可以使其倾家荡产，实行风险性工资制度。有的代表认为，在确定工资总额的前提下，应把工资放开，由地方、企业自定工资等级、减少政府干预。代表们普遍认为，按行政级别拿工资，使企业领导者，尤其是大中型企业领导者所得与企业经营好坏关系不大，约束了他们的改革热情。
在改革政策措施实施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普遍认为，不可搞“一刀切”，推广时的一窝风和转换时的急刹车，都会带来恶劣影响。有的代表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实施综合改革措施，由中央提出一套改革措施，由地方、企业自行选择。这样，中央、地方都有余地，避免了政策措施的多变。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问题的讨论中，有的代表认为，由于人的素质较差，有些人往往把经济效益狭隘地理解为钱，导致了产品质量下降及乱涨价等问题，应该提倡以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融于一体。关于所有制改革问题，有的代表提出社会企业所有制，由企业自己选举董事会，董事会只对企业负责，董事会成员不保留干部级别。还有的代表提出，最终应过渡到公有股份制。关于企业平等效率原则的比较问题。有的代表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原则应优先于平等原则。效率和平等的矛盾实质上是生产与分配的矛盾，社会主义能使这一矛盾趋向最小，在一定条件下，能使平等和效益的负相关转化为正相关。
在投入产出法的应用问题讨论中，有的代表认为，实物——价值型综合投入产出模型在企业的应用有其明显的优点。第一，在同一模型中协调实物和价值两种形态，解决了工厂法和产品法产量、产值不协调的问题。第二，原材料多点投入、产品多点产出、投入点和产出点串联、并联相结合，减弱了部门工艺假设要求，更符合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第三，综合权数比例分摊法更符合企业管理的实际要求。有的代表认为，投入产出法在现代管理方法中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易于在企业中推广，可以说是微观经济中的宏观模型方法。投入产出表既有全面信息，又能提供产品成本、资金占用等具体的信息，可以进行指标的层层分解，有利于制订企业内部经营责任制，可以按计划要求，输出逐年、逐季、逐月的信息，为企业的年、季、月工作计划提供参考，有利于企业决策，可以进行多方案的优化比较。有的代表认为，动态投入产出模型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应展开软投入因素的研究。
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微观经济中的应用问题，有的代表认为，与宏观应用相比，微观应用有较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是基层领导不重视和基层数量经济学工作者人数有限。有的代表认为，应从行政系统渠道对数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在企业中的规范化应用予以推动，例如采取质量管理协会那样的形式，有的代表认为，微观数量经济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推动宏观数量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有的代表认为除了从高校和科研单位输入人才外，对企业人员的继续培训仍是微观数量经济学工作的主要内容。
(四)高校组主要讨论了数量经济学的专业设置、课程设备和经济计量学的教学问题，并讨论了怎样发挥高校力量开展数量经济学的攻关活动。
会上，已经设立数量经济学方面专业的院校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就硕士研究生来看，考生来源看好，毕业生供不应求，分配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综合管理部门的硕士生，大多数从事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并发挥了跨学科的特点，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就本科生来看，生源和分配则因地区而异差别较大。目前，国家教委已经提出本科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和研究生设立经济计量学专业的意见。与会代表对继续培养数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意见比较一致，但对本科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看法不尽相同。多数代表希望已经教委批准试办本科数量经济学专业的学校，继续试办下去，不断总结经验，其他学校最好不要急于试办。也有代表认为，国外院校专门设置数量经济学专业比较鲜见，是由于数学已经渗透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国的经济数学化水平偏低，现阶段仍有必要设立这个专业。许多代表还提出，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容纳的数量经济学人才有限，而企业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今后毕业生的分配应当注意面向基层。
一些院校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数量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经济、数学、计算机三大类。从数学内容来看，可能在经济上不如经济系，在数学上不如数学系，在计算机上不如计算机系，培养的学生难以成为这些方面的“单项冠军”。但经济管理工作中迫切需要理论、方法，工具三结合的综合人才，他们有可能成为“全能冠军”。有些代表谈到，由于各个院校的性质不同、条件不同，不必要也不可能确立统一的课程设置，但应当逐步明确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基本课程，有计划地交流这些基本课程的教学经验。
会议期间，高校经济计量学的主讲教师专门进行了教学经验交流。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达到基本的教学要求，逐步提高教学质量。为此有必要制订一份教学目的明确，内容深广适度的教学大纲，提供适宜的教材。但与会代表认为，目前尚不具备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条件。目前，各院校使用教材互不相同，多数是参考国外已有的教科书，有的院校已经编写了自己的教科书。但是，要编撰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还需大家继续共同努力。代表们强调指出，经济计量学是一门经济学，而不是数学，因此，要努力加强教学的“经济味”，面向社会经济实际。有的院校注意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增强实例研究，开发实用软件包等。有的院校比较注重加强学生经济计量基本理论的训练。做为一种探索，大家也持赞同态度。此外，代表们还就结合教学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交流了经验。
代表们谈到，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是努力掌握和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成果，但是，如何及时了解世界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动向，探索数量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也应当提上议事日程。鉴于高等院校研究力量雄厚，总会决定委托高校分会开展经济计量学基础理论的“攻关”活动。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认为，预测值的校正和预测准确度的提高、数据误差的处理、动态相关分析在回归分析中的应用、突变及其预测，投资变量滞后期的确定。非正态分布的检验、随机参数模型，离散独立变量模型、稳健分析、小样本理论、构成比模型的参数估计、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的结合使用、投资函数等问题，都可以做为“攻关题目。代表们还指出，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方法，也代表了经济计量理论的先进水平。
三、关于学会工作
这届年会的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学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一)关于总会、专业分会和地区分会的活动情况。在23日上午的会体会上，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向大会作了关于秘书处工作的报告，全面地汇报了3年来总会所做的各方面的工作。与会代表对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表示满意。会上，高校分会、企业分会、投入产出分会以及辽宁、山西、江苏、四川、河南等分会的代表，就本专业分会，地区分会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汇报。三年来，这些分会就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应用和教学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关于修改学会章程。23日下午，全体代表分为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西北等六个小组，深入地讨论了学会章程。代表们认为第二届年会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从事数量经济学的科研、教学和实际应用人员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章程还规定“本会宗旨是团结全体会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百家争鸣’。这些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新的章程继续保留了这些内容。但是，第二届年会通过的章程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方面显得薄弱，这届年会对此进行了修改，写上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对章程的另一项修改内容是：在天津、上海、沈阳、武汉、成都、兰州设立总会理事组，分别由在这些城市的总会的四至六名理事组成，理事组成员是本地分会理事会的当然理事，但理事组不是当地分会的领导机构。这些理事组可以在当地分会之外单独活动，研究讨论各大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协调各分会的活动，以利于推动各地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三)关于学会组织机构。与会代表通过友好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其人数由第二届理事会的46人增加到94人。扩大理事会的原因，一是使理事会年轻化，增加了一些年轻人；二是由于设立了6个大区理事组，相应增加了6大城市的理事人数。
22日晚上，第三届理事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了一名名誉理事长，聘请了18位顾问。他们参加常务理事会，行使表决权，这是学会机构的重大变化。第一次会议还选举了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数名和常务理事若干名，他们与名誉理事长和顾问共同组成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还任命了秘书处工作人员和6个大区理事组的正副组长。24日上午，第三届年会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章程。新选出的理事长张守一同志就今后3年如何进一步发展数量经济学，如何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
全体代表一致认为，这届年会开会的时间恰好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胜利召开的时刻，与会代表一致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十三大文件，深入领会十三大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贯彻到数量经济学研究、应用和教学的各项工作中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于1987年10月19日至24日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央各有关部门和除了西藏、台湾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区的24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年会，代表中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单位的同志。这次年会共收到有关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实际应用、以及数量经济教学的论文近200篇。
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同志、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张寿同志、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同志、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同志分别给大会发来了贺信，祝贺大会的胜利召开。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同志参加了这次年会，并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报告。湖北省副省长王汉章同志，以及湖北省、武汉市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祝贺年会的胜利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同志致会议开幕词。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乌家培同志因出国访问，未能到会，大会宣读了他的报告。
自1984年10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举行三年以来，学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先后召开了多次重要的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推动了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实际应用和教学工作的开展。高校分会、企业分会，投入产出分会以及8个省级地方分会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到了—个新的阶段。在本次年会中，高校分会和企业分会都组织进行了本分会的单独的学术活动。
本次年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第二阶段讨论学会工作。
二、关于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活动共进行了3天，与会代表除分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宏观经济管理及其数量分析、经济计量学教学经验交流和攻关课题、企业集团经济管理4个小组进行讨论之外，还就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与调节、地区经济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与政府干预、国民经济预警系统研究四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代表们反映，通过学术交流，收获是很大的。
(一)数量经济理论和历史组主要讨论了数量经济的理论基础、行为理论、经济周期、数量经济学目前应研究的现实问题等四方面的内容。关于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问题，代表们回顾了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普遍认为我们对数量经济学基础理论尚缺乏足够的研究。经济计量模型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济计量学的桥梁——数量经济学理论还有待建立，加强数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如果没有对数量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就难以提高数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水平。
关于建立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建立理论体系应采用公理化的方法，数量经济学应建立在公理化的基础上，公理化并不是自然科学特有的研究方法。第—种观点认为，建立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要研究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实体，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怀疑公理化方法在数量经济学研究中的可行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建立理论体系可以采用公理化的方法，也可以不采用公理化的方法，同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
关于公理的存在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中存在着公理，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金缺一不可，以及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都是公理。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中不存在公理，只存在定律，不能将定律与公理混同一淡。关于公理化的可行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数量经济学是可以公理化的，数量经济学的全部理论能够从公理体系中演绎出来。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公理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系统是包含人在内的复杂的大系统，不仅仅是单纯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公理化本身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关于公理化的意义，有的代表认为，公理化可以使数量经济学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之上，使得理论暗含的假设明显化，便于检验理论的真伪和避免不同观点之间的盲目争论。
关于行为理论问题，参加讨论的代表一致认为，数量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规范化的行为理论基础上。我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与西方的不尽相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为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行为理论对我国并不完全适应。代表们认为，行为理论主要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包括企业领导人)行为理论和行政领导的行为理论。有的代表提出，企业领导人的行为目标是任期最长和提升最快，其行为主要受利润变量和人事因素变量的影响，但这两种因素作用的比重在不同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
关于经济周期理论，大家认为这是数量经济学理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存在性，大家从实证上都认为存在经济周期。从理论分析上，一种观点认为，周期具有客观性；另—种观点认为，只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调控系统，经济周期就可以避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只存在波动，不存在周期。关于存在经济周期的原因，大家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与行政领导的行为有密切的联系，有的行政领导总希望把速度定得高一些。这种偏高的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必然维持不下去，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性变化。这—过程可由两大部类的模型得到说明。关于计划期和经济周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是由计划周期引起的。因为两者在时间长度上完全吻合；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由计划周期造成的，因为从国外的情况看，苏联和匈牙利的计划期都是5年，而前者的经济周期是8年，后者的经济周期是3年。在讨论中代表们还指出，经济周期和投资周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与新建基建投资与更改投资的比例密切相关。另外，周期的波谷和波峰对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存在影响，波谷时第Ⅱ部类增长较快，波峰时第Ⅰ部类增长较快。
关于我国数量经济学目前应研究的问题，代表们认为，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苏联的传统经济理论和西方的经济理论对我国都不完全适应。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代表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有：(1)价格改革的目标和过程的研究：搞清均衡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联系和区别。(2)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研究实行国家、省市两级管理模式后，国家与省市之间的目标制定和利益协调问题。(3)计划和市场如何结合的研究：采取国家调控市场、市场指导企业的模式，能否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经济的宏观控制。(4)价格调节和数量调节相结合的研究：单纯采用价格调节的方法是否能实现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又应如何与数量调节相结合？(5)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摆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二)宏观经济管理及其数量分析组主要讨论了我国经济模型目前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宏观经济失控及政策建议两方面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模型的讨论中，代表们认为，我国经济模型目前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涉及面广，既有全国宏观经济模型，又有省、直辖市、地区以及市、县级模型。既有综合性的国民经济模型，又有针对各种专门问题的经济模型，例如财政货币金融模型、投资模型、汇率外贸模型、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经济波动模型等等。第二，实用性加强，同提交以前两次学术会议的模型相比，提交本次年会的很多模型，更好地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现实，模型的实用性能有所加强。有的模型已经被中央有关部委采纳，作为经济预测的工具，还有许多地区模型已经在制定地区经济计划和经济决策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参谋作用。第三，建模方法的多样化，并有所创新，如静态和动态投入产出法、经济计量方法、线性规划和多目标规划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经济预警先导指标方法，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和灰色系统方法等等，都在不同的模型中得到了使用。为了使模型更加符合实际经济活动情况，不少模型已引入了投资的时滞因素。
代表们还分析了我国经济模型目前在设计和应用中存在一些主要问题。这表现在：第一，许多模型的建模理论不太清楚，有的论文对模型中所隐含的假设没有明确说明。第二，建模所使用的数据水份较大，真实性不高，对数据的综合和加工性能较差。数据质量不高，必将影响模型运算结果的可靠性。第三，我国目前经济指标的统计核算体系不够完整，有的模型对各项统计指标的含义、口径搞得不清楚，数据使用有混乱现象，影响了经济模型的水平。第四，检验模型功能的标准不健全，不明确，有的论文试图用模型的预测值同计划数相吻合来说明模型的准确性，这样做是不够科学的。第五，地区经济模型对突出地区特点、发挥地区优势注意不够，有一般化、雷同化的倾向。第六，地区模型在如何协调本地区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方面没有足够的研究。因而未能得出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有益结论。在现价条件下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符合全局利益。如果从影子价格寻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可以符合全局利益，但地区现实利益是由现价计算的，使用影子价格又对地区不利。这个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地区规划与全国规划的协调方面，有的同志认为，应先搞全国规划，再搞地区规划，全国规划对地区提出要求，有的同志认为，应先搞地区规划，再搞全国规划，全国规划反映地区的要求。
在宏观经济失控及其对策的讨论中，与会代表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些较大的矛盾，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宏观失控，主要表现在投资膨胀、消费超前、财政赤字、信贷膨胀以及物价上涨等方面。有的代表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货币发行量大；另一些代表认为，造成宏观失控的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从而导致货币发行过量，即投资膨胀是因，货币超量发行是果。还有—些代表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1)资金无偿使用，(2)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3)放开搞活的过程中没有采取足够的相应的配套措施。
为了克服宏观失控观象，代表们提出了一些在财政、金融、信贷方面的对策，有的代表建议，由国家制定财政预算法，以财政预算基本平衡为准则，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只能靠发行国债解决。有的代表建议，中央银行要完全独立，对货币供给负全部责任，并要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三)企业集团经济管理组集中讨论了企业集团及其管理、经济体制改革中利益分配的调节、投入产出法在企业的应用三方面的问题。
在企业集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代表认为，企业集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早已存在，我国的企业集团带有较强的中国的经济特征。建国初期，企业集团由行政方面组建，具有明显的行政性和等级性，那时的做法是与当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在，我国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行政性企业集团向经营型企业集团的转换势在必行。目前，我国的企业集团仍具有行政性和经营性双重性质，企业集团的行政性使它们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大中企业集团的模式转换比中小型企业集团的模式转换要困难得多。
有的代表指出，除了企业集团之外，企业群体也是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集团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企业群体则是一种松散的经济联合体。两者在法律地位，联合的内容，性质、方式、松紧程度和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所区别。企业集团无论在广度、深度上都超过了企业群体，是经济联合体的高级形式。
代表们在讨论中指出，组织企业集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第二，要制定共同遵守的章程，严密的组织形式和统一的协调中心；第三，要争取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保护；第
四，企业集团的有关协议、合同等要有法律保障。
企业集团的出现为数量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国家与企业集团的利益关系、企业集团以及内部的利害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关系、企业集团以及企业经济活动的评价和模拟，都是急需数量经济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与调节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讨论了改革的突破口问题。有的代表认为，前几年改革以价格为突破口带来了通货膨胀，下一步突破口要放在企业的所有制问题上。有的代表认为，与以所有制为突破口相比，使用工资杠杆推动改革深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会少一些。要拉开差距，实行高奖重罚，使经营好的企业的领导有利可图，对经营差、亏损企业的领导要减少工资，甚至可以使其倾家荡产，实行风险性工资制度。有的代表认为，在确定工资总额的前提下，应把工资放开，由地方、企业自定工资等级、减少政府干预。代表们普遍认为，按行政级别拿工资，使企业领导者，尤其是大中型企业领导者所得与企业经营好坏关系不大，约束了他们的改革热情。
在改革政策措施实施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普遍认为，不可搞“一刀切”，推广时的一窝风和转换时的急刹车，都会带来恶劣影响。有的代表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实施综合改革措施，由中央提出一套改革措施，由地方、企业自行选择。这样，中央、地方都有余地，避免了政策措施的多变。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问题的讨论中，有的代表认为，由于人的素质较差，有些人往往把经济效益狭隘地理解为钱，导致了产品质量下降及乱涨价等问题，应该提倡以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融于一体。关于所有制改革问题，有的代表提出社会企业所有制，由企业自己选举董事会，董事会只对企业负责，董事会成员不保留干部级别。还有的代表提出，最终应过渡到公有股份制。关于企业平等效率原则的比较问题。有的代表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原则应优先于平等原则。效率和平等的矛盾实质上是生产与分配的矛盾，社会主义能使这一矛盾趋向最小，在一定条件下，能使平等和效益的负相关转化为正相关。
在投入产出法的应用问题讨论中，有的代表认为，实物——价值型综合投入产出模型在企业的应用有其明显的优点。第一，在同一模型中协调实物和价值两种形态，解决了工厂法和产品法产量、产值不协调的问题。第二，原材料多点投入、产品多点产出、投入点和产出点串联、并联相结合，减弱了部门工艺假设要求，更符合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第三，综合权数比例分摊法更符合企业管理的实际要求。有的代表认为，投入产出法在现代管理方法中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易于在企业中推广，可以说是微观经济中的宏观模型方法。投入产出表既有全面信息，又能提供产品成本、资金占用等具体的信息，可以进行指标的层层分解，有利于制订企业内部经营责任制，可以按计划要求，输出逐年、逐季、逐月的信息，为企业的年、季、月工作计划提供参考，有利于企业决策，可以进行多方案的优化比较。有的代表认为，动态投入产出模型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应展开软投入因素的研究。
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微观经济中的应用问题，有的代表认为，与宏观应用相比，微观应用有较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是基层领导不重视和基层数量经济学工作者人数有限。有的代表认为，应从行政系统渠道对数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在企业中的规范化应用予以推动，例如采取质量管理协会那样的形式，有的代表认为，微观数量经济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推动宏观数量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有的代表认为除了从高校和科研单位输入人才外，对企业人员的继续培训仍是微观数量经济学工作的主要内容。
(四)高校组主要讨论了数量经济学的专业设置、课程设备和经济计量学的教学问题，并讨论了怎样发挥高校力量开展数量经济学的攻关活动。
会上，已经设立数量经济学方面专业的院校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就硕士研究生来看，考生来源看好，毕业生供不应求，分配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综合管理部门的硕士生，大多数从事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并发挥了跨学科的特点，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就本科生来看，生源和分配则因地区而异差别较大。目前，国家教委已经提出本科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和研究生设立经济计量学专业的意见。与会代表对继续培养数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意见比较一致，但对本科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看法不尽相同。多数代表希望已经教委批准试办本科数量经济学专业的学校，继续试办下去，不断总结经验，其他学校最好不要急于试办。也有代表认为，国外院校专门设置数量经济学专业比较鲜见，是由于数学已经渗透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国的经济数学化水平偏低，现阶段仍有必要设立这个专业。许多代表还提出，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容纳的数量经济学人才有限，而企业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今后毕业生的分配应当注意面向基层。
一些院校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数量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经济、数学、计算机三大类。从数学内容来看，可能在经济上不如经济系，在数学上不如数学系，在计算机上不如计算机系，培养的学生难以成为这些方面的“单项冠军”。但经济管理工作中迫切需要理论、方法，工具三结合的综合人才，他们有可能成为“全能冠军”。有些代表谈到，由于各个院校的性质不同、条件不同，不必要也不可能确立统一的课程设置，但应当逐步明确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基本课程，有计划地交流这些基本课程的教学经验。
会议期间，高校经济计量学的主讲教师专门进行了教学经验交流。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达到基本的教学要求，逐步提高教学质量。为此有必要制订一份教学目的明确，内容深广适度的教学大纲，提供适宜的教材。但与会代表认为，目前尚不具备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条件。目前，各院校使用教材互不相同，多数是参考国外已有的教科书，有的院校已经编写了自己的教科书。但是，要编撰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还需大家继续共同努力。代表们强调指出，经济计量学是一门经济学，而不是数学，因此，要努力加强教学的“经济味”，面向社会经济实际。有的院校注意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增强实例研究，开发实用软件包等。有的院校比较注重加强学生经济计量基本理论的训练。做为一种探索，大家也持赞同态度。此外，代表们还就结合教学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交流了经验。
代表们谈到，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是努力掌握和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成果，但是，如何及时了解世界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动向，探索数量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也应当提上议事日程。鉴于高等院校研究力量雄厚，总会决定委托高校分会开展经济计量学基础理论的“攻关”活动。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认为，预测值的校正和预测准确度的提高、数据误差的处理、动态相关分析在回归分析中的应用、突变及其预测，投资变量滞后期的确定。非正态分布的检验、随机参数模型，离散独立变量模型、稳健分析、小样本理论、构成比模型的参数估计、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的结合使用、投资函数等问题，都可以做为“攻关题目。代表们还指出，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方法，也代表了经济计量理论的先进水平。
三、关于学会工作
这届年会的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学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一)关于总会、专业分会和地区分会的活动情况。在23日上午的会体会上，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向大会作了关于秘书处工作的报告，全面地汇报了3年来总会所做的各方面的工作。与会代表对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表示满意。会上，高校分会、企业分会、投入产出分会以及辽宁、山西、江苏、四川、河南等分会的代表，就本专业分会，地区分会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汇报。三年来，这些分会就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应用和教学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关于修改学会章程。23日下午，全体代表分为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西北等六个小组，深入地讨论了学会章程。代表们认为第二届年会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从事数量经济学的科研、教学和实际应用人员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章程还规定“本会宗旨是团结全体会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百家争鸣’。这些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新的章程继续保留了这些内容。但是，第二届年会通过的章程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方面显得薄弱，这届年会对此进行了修改，写上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对章程的另一项修改内容是：在天津、上海、沈阳、武汉、成都、兰州设立总会理事组，分别由在这些城市的总会的四至六名理事组成，理事组成员是本地分会理事会的当然理事，但理事组不是当地分会的领导机构。这些理事组可以在当地分会之外单独活动，研究讨论各大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协调各分会的活动，以利于推动各地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三)关于学会组织机构。与会代表通过友好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其人数由第二届理事会的46人增加到94人。扩大理事会的原因，一是使理事会年轻化，增加了一些年轻人；二是由于设立了6个大区理事组，相应增加了6大城市的理事人数。
22日晚上，第三届理事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了一名名誉理事长，聘请了18位顾问。他们参加常务理事会，行使表决权，这是学会机构的重大变化。第一次会议还选举了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数名和常务理事若干名，他们与名誉理事长和顾问共同组成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还任命了秘书处工作人员和6个大区理事组的正副组长。24日上午，第三届年会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章程。新选出的理事长张守一同志就今后3年如何进一步发展数量经济学，如何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
全体代表一致认为，这届年会开会的时间恰好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胜利召开的时刻，与会代表一致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十三大文件，深入领会十三大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贯彻到数量经济学研究、应用和教学的各项工作中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