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合乎中国的国情，也合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生态文明思想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 

　　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历史看成一个统一的、遵循辩证法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

　　第一，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演化的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强调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进一步，马克思认为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第二，自然财富论，即自然界是人类财富的重要源泉。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第三，自然规律不可违，即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在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中，人类具有能动性，能够主动支配自然界为自己服务。不过，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醒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第四，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其最终解决有赖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不仅决定着社会发展进程，也决定着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程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继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进一步，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生态环境问题才能彻底解决。那时候，“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与西方生态经济思想比较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派生出来的新古典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新古典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仅仅把自然界当作与人类社会并行的一个系统，把生态环境问题当作市场外部性问题，而不认为人类社会其实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二，该学派虽然也强调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但主要强调的是其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而此前的西方经济学则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将自然资源视为财富源泉。第三，该学派虽然强调自然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的优化，但并没有把自然规律作为人类活动不可逾越的底线，没有考虑自然规律破坏后可能会对其理论结论造成的颠覆性影响。第四，在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该学派片面地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不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不可避免，其彻底解决只能依靠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实现。

　　其次，与西方生态经济理论相比较，西方生态经济学基于整体论哲学，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该学派的很多基本主张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接近，但两者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第一，西方生态经济学强调自然是财富的源泉，但忽视了劳动的作用，没有承认劳动对价值的创造。第二，西方生态经济学也只注意到了生产力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问题联系起来。第三，由于西方生态经济学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因而不可能提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它只能提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来改良资本主义，而不可能提出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十八大以来，不断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第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在阐述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时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即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马克思似乎更倾向于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结果，即进入共产主义后人类与自然界的彻底和谐，而并未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否将强力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则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不仅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财富论，还进一步将其上升为自然生产力论。例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所强调的就不是通过劳动将自然界提供的材料转化为物质财富，而是自然界所具有的其他价值能为财富的创造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或者说也能转化为财富。正如习近平同志后来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直接体现了自然规律不可违的观点，同时提出了许多与时俱进的方案和措施来确保自然规律不被违反。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不仅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同时还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构想，如要求经济发展方式朝着“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方向转变，“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既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积极运用这一规律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深刻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他重要内容的辩证统一性，强调不能离开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单纯就生态文明谈生态文明。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理论非常重视人在社会发展规律面前的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重要性，并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就是为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的主观能动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根本解决途径，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同时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能极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将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十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