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为中国经济研究工作者探索如何直面中国经济问题，同时借鉴一切先进研究经验和方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指明了研究路径，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创造新的研究范式。实践证明，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琼 罗宾逊、斯拉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崩溃的预言屡屡破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却经历了2008年的严重危机，陷入持续低迷。

　　  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也运用了大量的实例和数据资料，并通过统计图表和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推导和论证，使农村市场化研究在理论上趋于系统化、科学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鲜明的定性分析为主要特征，又分别侧重哲学基础、政治立场、理论品质、崇高理想等方面。当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在于数学模型，但离开数学模型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就不完美。数十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成果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数学模型。我们认为，要做到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讲好经济学的“中国故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使之成为中国主流、乃至世界主流的经济学说，并以此指导中国经济。这要求我们必须加紧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方法的研究。因此，如何完善、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理论与方法，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界一项现实而重大的课题，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方法研究的重大意义

　  　首先，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是不忘老祖宗，继承、发扬、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也是打造当代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

　　  定性分析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来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定量分析是依据统计数量，建立数学模型，并用数学模型计算出分析对象的各项指标及其数值的一种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该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定性研究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显著特点在充分地定性分析基础上，同时重视数量分析。

　　  但是，当前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性研究充分重视而对其定量研究挖掘不深，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研究。这对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足实践、坚持开拓创新、坚持尊重规律、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数量分析方法的理念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其次，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性分析基础上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定量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排斥有利于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理论成果。

　  　自20世纪以来的很长时期里，我们都是在沿袭西方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或沿袭前苏联模式及其理论。我们认为，中外经济学研究在意识形态、理论范式和理论适用性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能调和的问题，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线性、抽象性和片面性，造成了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应当增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自觉自信，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还要有自己的数量分析理论与方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特别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经济新常态、共同富裕、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经济理论。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及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经济理论，不仅要从定性分析上进行研究，还要从定量分析上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研究透彻，并能完美地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建立世界话语权、提供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策”，必须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下的定量分析方法。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开始为世界开出药方，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策”，对世界经济前进的方向有重大意义。放眼世界，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中国可以算是其中发展程度较好的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毕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预判到社会主义会在落后国家率先实现。这不仅能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理论指导，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面对如此丰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践宝库——中国经验，只有定性分析而没有或缺乏定量分析是不合适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同等重要。必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

　  　第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下的定量分析方法，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不乏数量分析和把经济现象数学化的例证。例如《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特别是对于社会两大部类交换关系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表述，马克思就运用了数学模型，而这些分析，至今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意义，过分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把数学的分析方法推向极端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建设中，加强数量分析方法的建设，既有利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也有利于回答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挑战，有力地反驳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责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数学模型的应用，破除了相当多的人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数学工具不重视的偏见，同时，还利用数学模型等工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因此，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方法研究现状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一门经济学、历史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门逻辑学巨著。从目前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研究还不够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模型的研究及应用现状

　  　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梁秩森（1983）、夏水龙（2005）、张衔（2009）分别在不同时期探索了政治经济学中数学运用的重要性；汪虎虎（2006）提出了数学运用的准确化、生动化、简约化、灵活化、实用化和体系化原则；潘石（2009）指出数学运用应适度，不能走向过度数学化的歧路；张衔（2009）认为应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逻辑与数学逻辑的关系。在数学模型应用方面，包括吴易风（2011）的《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张忠任（2006）的《数理政治经济学》、冯金华（2010）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原理》、马艳（2011）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等，又包括丁堡骏（1999）、白暴力（2006）、冯金华（2012）等代表性学者围绕商品价值量决定模型、资本有机构成与人口相对过剩规律关系模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模型、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关系模型等特定领域的研究成果。刘向荣（2016）利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量的总量平衡和比例平衡的关系，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分析方法的部分举例

　　  （1）商品价值量。第一，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所决定的。这种抽象劳动没有任何质的区别,都是指人类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关键也在此。抽象劳动的计量办法,同样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时间相同,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也就不变。因此,我们可以用数学函数关系式表示为: Q=f(T)，Q表示商品价值量,T为劳动时间。若T1=T2,则Q1=Q2,即劳动时间相同,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也就相同。工人在一个工作日8小时内生产皮鞋2双、消耗皮革机器等生产资料的价值为2元,8小时新创造的价值8元。假定制鞋厂改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个工作日生产的皮鞋不是2双,而是4双,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增加一倍为4元,8小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仍为8元。为什么一个生产工人8小时内由生产2双鞋增为4双鞋,新创造的价值仍为8元呢?就是因为该工人的劳动时间仍为8小时,所以人的劳动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就没有改变。第二，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如一个清洁工8小时劳动,与一个车床工8小时劳动,他们劳动时间虽相同,但创造的价值不一样。在比较不同性质劳动时,应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若用f(A)表示复杂劳动,f(B)表示简单劳动,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示为f(A)=kf(B)(k为正数),即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第三，劳动效率对价值量影响。因劳动结果与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品质等因素有关, 所以,劳动时间虽相同,但劳动结果不一致。这里就涉及到劳动效率问题,劳动效率用劳动生产率进行表述,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劳动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也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2）利润率。利润率含义：从资本家看来,剩余价值是由全部预付资本带来的,即剩余价值是预付总资本的产物，则剩余价值与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就是利润率。用m表示剩余价值,C表示预付总资本,则利润率P=m/C。

　　  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m’=m/v)比较。因为c>v,所以P

　　  在预付总资本量一定的条件下，利润率与剩余价值成正比。也就是P越高, 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马克思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马克思用量化的形式，以具体的数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资本家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求。

　　  （3）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手稿里,马克思详细深刻地批判了魁奈和斯密等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出其中的科学成分和其缺点错误,形成自己的科学和完整的再生产理论。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系,选择了社会总产品作为研究社会资本运动规律的出发点,同时指出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两个理论前提:一是从实物形态分析,把社会总产品按其最终用途分成两大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依此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把生产资料生产称为“第一部类I”,把消费资料生产称为“第二部类II”。二是从价值形态分析, 把社会总产品价格由三大部分构成,用公式表示为c+v+m。进而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实现过程分析。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管齐下，综合施策，改变过去单纯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单一模式，注重从供给、生产端入手，解决供给端结构性供给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并存的制约因素，推动产需匹配来拉动经济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拉动经济发展，涉及改善供给、为企业减负、创新驱动、清除过剩产能等方面。从理论溯源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运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与需求均衡发展等理论，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直接给出总供给和总需求概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有关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论述中，将社会生产分类两大部类，既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也分析了社会生产两个部门的比例关系，即两大部类的生产和消费的匹配关系，其实也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量的总量平衡和比例平衡的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中，把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c、v 、m 三个部分，建立了三个平衡关系:

　　  Ⅰ(c+v+m) =Ⅰc +Ⅱc ( 1)

　  　Ⅱ(c+v+m) =Ⅰ(v+m)+Ⅱ(v+m) ( 2)

　　  Ⅰ(c+v+m)+Ⅱ(c+v+m)=Ⅰc+Ⅱc+Ⅰ(v+ m)+Ⅱ(v+m) ( 3)

　　  公式1，说明了第1部类提供的全部生产资料应与两大部类所需的生产资料在总量上一致(或平衡);公式2，指出了第2部类提供的全部消费资料应与两个部类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在总量上一致;公式3说明了两大部类提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和应与两大部类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和一致。公式1，说明了供给与需求必须总量上实现平衡，公式2、3 进一步说明了两部类不但要在总量实现平衡，而且在比例关系上也要相对平衡。

　　  马克思供给需求理论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刘向荣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再生产结构性失衡问题引发的，表现为社会总供给的生产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不匹配。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各地政绩观不够端正，加上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效应，一些地方为追求发展速度，盲目发展低端产业，出现了大面积产能过剩现象，特别是钢铁、煤炭、石化等生产部门，其生产能力已远远超出市场需求。如2012—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分别为7.2亿吨、7.79亿吨和8.23亿吨，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4.9%和低于74.8%，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另一方面，群众对于中高端产品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出现了部分消费者去日本购买马桶盖，去香港、新西兰购买奶粉等现象。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方法研究面临的困难

　  　首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方法研究的重要性,思想认识不够。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的是定性分析方法，没有必要引用数学模型用数量分析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有人认为只有西方经济学才重视数学模型，追求数量上的精确性。殊不知，马克思本人不仅精通数学，而且很重视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当前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数量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量分析方法研究。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分析方法的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和成果质量普遍不高。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高校、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部门，这些部门中的学者大都是文科背景出身，数理理论功底不厚，无法更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数量方法的研究。事实上，多数有数理背景的专家学者偏好于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数量理论和数学模型。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数量方法的研究进程和研究深度，导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不高，也就无法真正体现用非线性、全面性和具体性的数学思维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数量方法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多年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课题，还是各省市社科基金等省级课题，大多涉及的是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模型方法方面的研究资助，很少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数量方法研究课题的研究指南，资助力度更是小。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方法研究的对策

　  　首先,提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方法研究的认识程度,并吸收、改进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数学模型和方法，形成并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数学模型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定性分析方法与数量分析方法相结合。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而恰当的定量分析又使定性研究更加科学、准确，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对西方经济学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但不能照搬硬套，既不能采取不加分析全部拿来的态度，也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排斥数学模型, 也不迷信数学模型，我们也要研究数学模型、使用数学模型，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新阶段。

　　  其次，培养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和推出一批高质量成果。目前，在高校、社科院、党校等系统，严重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专业人员。要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精神，在高校、社科院、党校等哲学社会科学系统设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与方法研究机构，按梯队加强数量经济学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奖励和评价机制，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催生出一批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高质量学术成果。

　  　第三，加大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量理论与方法课题研究的支持力度。扩大课题研究指南范围，研究讨论经济学中使用数量分析方法的具体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量理论建设的内容，以及对经济学中使用数量分析方法应注意的一些原则和问题的研究等。进一步建立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量分析体系，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来对马克思经济学加以表述。进一步运用数学方法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以证明，从数理逻辑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进一步用数量分析方法，分析、印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让数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引领中国迈进世界前列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加强数量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进入政治经济学数量研究的高级阶段，构建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排斥有利于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理论成果，包括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应用，批判地吸收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成为更具有科学的先进性的学科。同时要避免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抽象性、片面性等问题，运用大数据和长时段的客观史料来揭示制度变迁和演化的规律和结果，加强用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等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的问题进行研究。积极构建新型的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学科，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入凸显经济学数量分析与中国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的高级研究阶段，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更加完善、更加科学。

李 群                 

（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